五十年前的二二八事件，起因於專賣局人員取締私煙，打傷煙販老婦人，引起風起雲湧的抗暴衝突，數以萬計的青年學生和社會菁英，因而受難。四十八年前發生的四六事件，則是起因於警察毆打單車雙騎的台大、師院學生，引起兩校學生包圍警察局，展開一連串的示威抗議活動，結果被國民政府認為有潛藏校園的匪諜，一、兩百位台大、師院學生被捕，師大前身的師範學院甚至被迫停課，撤換校長。此後更宣佈「肅清匪諜、清查禁書」政策，以及頒佈長達38年的戒嚴令，掀起「清鄉白色恐怖」之序幕。
◆戒嚴令：1949年5月20日零時起，台灣進入全世界最長的戒嚴時期。戒嚴期間，嚴禁遊行請願；無論居家外出，都要隨身攜帶身份證，否則一律拘捕。「造謠惑眾、聚眾暴動」等等，皆處死刑。
四六事件的學潮導火線，根據1949年3月22日中央日報記載：
「二十日早上九時一刻，有台大學生何景岳及師院學生李元勳，共乘自行車一輛，中山路派出所警員謝延長，認為違背警章，前往取諦，當時雙方發生誤會。
至十時許，遂將何、李二人轉送四分局（今之大安分局）辦理。約十一時十分，有師院學生二百餘人至四分局，提出三項條件：（一）嚴懲肇事人（二）同學如有傷害，賠償醫藥費（三）警察局長登報道歉。
經林姓分局長應允後，學生於十二時十分全部回校。
約半小時後，復有師院及台大學生三百餘人再至四分局，並要求總局劉局長親自簽字，以昭鄭重。劉局長派龔督察長前往，是時台大鄭訓導長，已先趕到，勸慰台大學生回校。學生以劉局長未到場，遂偕龔、林二人離開分局。
二十一日晨九時，師院及台大學生數百人，結隊至警察總局，要求除前三條件外，加提兩條件：（一）請總局長公開向受害學生道歉，（二）登報保證以後不發生同樣事件。上述五項條件均經劉局長應允，學生遂即分別返校照常上課。一場誤會，圓滿解決。」
學生罷課上街頭，各校串聯「學生聯盟」
另一方面，根據當時就讀師院教育系二年級的盧兆麟先生回憶：
「三月二十日那天，台大、師院、法商學校等校學生罷課，並率眾走上街頭進行示威，沿路高喊：『警察無權打人』、『反對法西斯迫害』、『反對內戰、要和平』等口號，唱著『團結就是力量』、『你是燈塔』等歌曲，經和平東路、南昌路，走到中山堂隔壁的警察局向局長抗議。」
「三月二十九日青年節那天，台北市各大學、中學在法商學院操場舉行聯合會，宣佈『學生聯盟』正式成立。台大、法商學院、師院、建中、成功、北一女中……等校都加入，台南工學院、台中農學院都有代表。當晚的大會決定以『結束內戰、和平救國』、『爭取生存權』、『反飢餓、反迫害』為口號，這是台灣戰後首次規模最大的學生聯盟。」
根據當時報載，由於國民黨政府在國共內戰節節敗退，經濟轉壞，師院學生的公費伙食費無法按時發放，伙食委員經常要去借糧，於是師院學生在學生自治幹部的領導下，提出「要求學生全面公費及改善學校員工待遇」，乃至喊出：「反飢餓、反迫害、反內戰」的口號。
當時校園確有少數共產黨員，陳誠下令抓人
當時，共產黨在台灣確實有地下組織，並且在校園內吸收秘密成員，領導學運，同時也配合中國內戰情勢及北大女生沈崇遭美軍強暴事件，擴大校園學生對國民黨的不滿情緒。
由於當時南京也發生學潮，五千名學生在街頭遊行中，與軍方發生衝突，雙方受傷各有數十人。
當時的台灣省主席兼警備總司令陳誠，剛從重慶返台，面對中國內戰的失利與學潮方興未艾，陳誠奉命整肅，清查台灣校園潛伏的「匪諜」，並於4月5日展開逮捕行動，對象則是台大與師院兩校的學生自治會幹部。
逮捕行動兵分二路，台大學運幹部許華江、周自強、簡文宣等十餘人被捕。師範學院方面，首先被捕的是學生自治會主席周慎源，他是台南人，嘉義中學畢業，師範學院數學系二年級學生。
師院學生會長被捕，又機警逃脫
周慎源被誘捕，由情治人員押送乘坐三輪車往警總，沿途台大醫學院，正遇下課的學生人潮，他高聲喊叫引來人群圍觀，再機警地利用押解人員驚慌之隙，爭脫跳下三輪車。
周慎源被捕又脫逃的消息，傳回師範學院後，校園一片嘩然。當時他與學生自治會幹部在師院男生餐廳開會，詳述被捕經過。與會的住校生莫不義憤填膺，決定動員住校同學，抵抗逮捕行動，保護逮捕名單上的學生自治會幹部。
1949年4月6日凌晨，師範學院男生宿舍外已由大批憲警人員重重包圍，和平東路等街道已遭封鎖。師院住校生約一、二百人，都集中到宿舍北棟樓上，他們將餐廳的桌椅、碗筷移到樓上，堵住樓梯通道，與軍警對峙。
師院校長謝東閔勸不動，軍警開槍抓走學生
當時的師範學院代理校長謝東閔，奉命前來疏導，勸學生交出保安司令部要拘捕的學生。但是學生不為所動。
保安司令部下令開槍抓人，對峙情勢立即昇高。軍警荷槍實彈，打破男生宿舍門窗，一擁而上，一時之間，手無寸鐵的學生祇能丟擲碗筷抵抗，但是很快地就被軍警從樓梯連滾帶爬地押上軍車。
次日報載：「政府決心整頓學風，拘捕首謀違法學生二十餘人。」「省府電令師院，即日停課聽候整頓，所有學生一律重新登記，約束學生不得再行越軌。」
師範學院停課整頓，改派劉真當校長
這項校園大逮捕行動，也引來省參議會、輿論和家長的關切，警總不得不將一百餘位被捕學生交由家長領回，並公佈名單。同時將周自強、許華江等二十多位帶頭張貼標語和抗議行動的學生移送法辦。
省主席陳誠發表整頓學風之談話，師範學院校長也改派劉真取代謝東閔。
台大學生自治會，也在自治會長林榮勳等人的帶領下，舉行記者會，要求校長傅斯年共同營救被捕同學。台大自治會林榮勳後來也幸運地赴美國費城留學，成為北美洲第一個台獨運動團體「台灣人的自由台灣」之主要成員。
四六學運洗禮，左右統獨各有認同
師範自治會長周慎源，在四六事件軍警衝入男生宿舍抓人當夜，則是躲在餐廳伙伕床舖底下，而沒被抓走。從此，他即逃亡到桃園地區，從事地下組織與農民運動。一九五一年十一月，周慎源在桃園中路茄苳溪橋附近出現，遭到據線報守候的「肅殘聯合小組」幹員盤查，喬扮農民的周慎源欲掏槍拒捕，卻遭刑警當場擊斃。
四六事件前的共黨學運成員，另有台大農經系的陳錢潮，又名陳實，福建人，他領導台大麥浪社，吸收積極份子，發動沈崇事件的反美遊行，他雖在四六事件的逮捕名單中，卻事先潛逃回中國，現在改名為方生。當初經由他吸收或參與活動的學生，都身陷黑牢或慘遭槍決。
學運領袖陳實，事先潛逃中國，王子英自新當調查局幹員
台大工學院學生自治會主席王子英，也是發動包圍警察局事件的主導者，四六事件後，他因身份暴露，潛逃桃園南崁山區，負責共黨「黎明報」，後來在雲林被捕後，投誠自新，成為調查局幹員。
師院被捕的一百多位學生中，雖然也有後來當上立委的溫興春（屏東縣前立委），但是大多數的人，在清鄉白色恐怖年代，大都難逃牢獄之災。例如：盧兆麟即因四六學運而坐了二十多年的牢。
柯旗化二次坐牢，李上甲鹿窟打游擊
最有名的「新英文法」作者柯旗化先生，雖未參與四六事件，卻因曾就讀師院英語系，在教書時為人做保，而無辜被牽連，前後坐了兩次的黑牢。
師院學生幹部李上甲，也在四六事件被釋放後，逃亡到汐止、深坑交界的鹿窟基地打游擊，當上指導員，後來也牽連到捐款給他，並且掩護他逃亡藏身的兩位弟弟，無辜的二位弟弟竟遭槍決，參與地下組織的李某卻得以自新，至今仍是經貿界要角。不過這段由四六事件衍生出來的白色恐怖回憶，相信是他心中永遠的痛。
丘宏達哥哥因學運被捕，跳樓自殺
值得一提的另一段軼聞，則是當時四六事件的逮捕中，也有中學生被捕移送法辦。其中，前行政院政務委員丘宏達的哥哥丘宏仁，當時就讀於建中。他的父親丘漢平立法委員仍在香港當律師。根據1950年5月9日自立晚報所載，19歲的丘宏仁被控叛亂罪，在獄中情緒十分不穩，竟然在出庭應訊時，從高等法院樓上跳樓自殺，當場身亡。
役男失蹤一千多人
類似的學運悲劇，實在述說不完，不少受害人和家屬，也大多不願去回顧這段傷心往事。
二二八事件後的清鄉，到底有多少青年與學生受難，目前沒有正確的數字。不過一1950年8月8日自立晚報一則新聞，卻是透露了一些端倪：「十九年生役男身家，北市千人行蹤不明。」這是省政府民政廳調查民國十九年出生役男身家，派出四調查小組，發現當時人口祇二十萬的台北（當時全台人口約六百萬人），竟有一千餘位役男失蹤。推想起來，這些失蹤役男，不是在二二八事件遇害，家人未申報戶口，即是在清鄉時期逃亡或已被逮捕，因而行蹤不明。
本文章曾登載於1997.4.1《台灣百合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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